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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文库》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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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史上，福建算是后来居上的区域。 经历了东晋、中唐、南宋几次大移民潮，浙、闽之间的仙霞岭，早已不是分隔内外的屏障，而成了沟通南北的通道。历史使得福
一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史上，福建算是后来居上的区域。
经历了东晋、中唐、南宋几次大移民潮，浙、闽之间的仙霞岭，早已不是分隔内外的屏障，而成了沟通南北的通道。历史使得福建越来越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唐宋两代，特别是在“背海立国”的宋代，东南的经济发达，海洋的地位凸显，福建逐渐从被文明中心影响的边缘地带，成为反向影响全国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七世纪的初唐，诗人骆宾王曾说“龙章徒表越，闽俗本殊华”（《骆临海集笺注》卷二《晚憩田家》，陈熙晋笺注），前一句说的是华夏的衣冠对断发文身的越人没有用，后一句说的是福建的风俗本来就与华夏不同，意思都是瞧不起东南。但是，到了十五世纪的明代中期，黄仲昭在弘治《八闽通志》序里却说，八闽虽为东南僻壤，但自唐以来文化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实际上它的文明程度，已经“可以不愧于邹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七七册）。
的确，自从福建在唐代出了第一个进士薛令之，而且晋江有欧阳詹，福清有王棨，莆田有徐夤、黄滔这些杰出人物之后，到了更加倚重南方的宋代，福建出现了蔡襄、陈襄、游酢、杨时、郑樵、林光朝、朱熹、蔡元定、陈淳、真德秀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这些出身福建或流寓福建的士人学者，大大繁荣和提升了这里的文化，甚至使得整个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也许，就像程颐说的那样“吾道南矣”（《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二·杨时传》）。也就是说宋代之后，原本偏在东南的福建，逐渐成了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
不过，习惯于中原中心的学者，当时也许还有偏见。以来自中心的偏见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时福建似乎还是“边缘”。虽然人们早已承认福建“历宋逮今，风气日开”（黄虞稷《闽小纪》序，撰于康熙五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七三四册），但有的中原士人还觉得福建“僻在边地”。像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一面承认“此州（福州）之才子登科者甚众”，一面仍沿袭秦汉旧说，称闽地之人“皆蛇种”，并引《十道志》说福建“嗜欲、衣服，别是一方”（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江南东道》一二）。所以，历史上某些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和风俗的著作，似乎还在以中原或者江南的眼光，特别留心福建地区与核心区域不同的特异之处，笔下一面凸显异域风情，一面鄙夷南蛮鴃舌。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看到宋代以降，实际上福建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越来越趋向同一，正如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所说，“海滨几及洙泗，百里三状元”，前一句里所谓“洙泗”即孔子故乡，这是说福建沿海文风鼎盛，几乎赶得上孔子故里；后一句里“三状元”是指南宋乾道年间福建登第的三个状元，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的萧国梁、乾道五年的郑侨和乾道八年的黄定，他们都是福建永福（今永泰）这个地方的人（祝穆《新编方舆胜览》卷一〇）。
文化渐渐发达，书籍或者文献也就越来越多，福建文献的撰写者中不仅有本地人，也有流寓或任职于闽中的外地人。日积月累，这些文献记录了这个多山临海区域千年的文化变迁史，而《八闽文库》的编纂，正是把这些文献精选并汇集起来，为现代人留下唐宋以来有关福建的历史记忆。
?
二
福建乡邦文献数量庞大，用一个常见的成语说，就是“汗牛充栋”。那么多的文献，任何归类或叙述都不免挂一漏万。不过，我们这里试图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福建文献或书籍史的某些特征。
毫无疑问，中国各个区域都有文献与书籍，秦汉之后也都大体上呈现出华夏同一思想文化的底色，但各区域毕竟有其地方特色。如果我们回溯思想文化的历史，那么，唐宋之后福建似乎也有一些特点。恰恰因为是后来居上的文化区域，所以福建积累的传统包袱不重，常常会出现一些越出常轨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这使得不少代表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人物与文献，往往先诞生在福建。众所周知的方面之一，就是宋代儒家思想的变迁。应当说，宋代的理学或者道学，最初乃是一种批判性的新思潮，一些儒家士大夫试图以属于文化的“道理”钳制属于政治的“权力”，所以，极力强调“天理”的绝对崇高，人们往往称之为道学或理学，也根据学者的出身之地叫作“濂洛关闽之学”。其中，“闽”虽然排在最后，却应当说是宋代新儒学的高峰所在，以至于后人干脆省去濂溪和关中，直接以“洛闽”称之（如清代张夏《洛闽源流录》），以凸显道学正宗，恰在洛阳的二程与福建的朱熹，而道学最终水到渠成，也正是在福建。因为宋代道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虽然祖籍婺源，却出生在福建，而且相当长时间在福建生活。他的学术前辈或精神源头，号称“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也都是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一带人，他的提携者之一陈俊卿，则是兴化军即今莆田人，而他的最重要的弟子黄榦是闽县（今福州）人、陈淳是龙溪（今龙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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