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化源流的丰富文本呈现评关学文库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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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10月,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关学文库》荣获“国学成果奖”。2017年2月,《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再获国家级图书出版大奖“中华

2016年10月,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关学文库》荣获“国学成果奖”。2017年2月,《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再获国家级图书出版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此前,这部文库自2015年1月面世,先后有300多家主流媒体予以报道,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真正的关学全书”。 《关学文库》由“文献整理系列”和“学术研究系列”组成,收入著作40种,分47册印行,总规模逾2300万字。文库由刘学智教授和方光华教授担任总主编、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国内十余所院校及科研单位的32位专家学者历经八载辛勤劳作,完成了这项重大工程。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文库的学术贡献予以粗略评介。 一、文献搜罗的空前宏富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以线装书或抄本的形式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已成孤本或残本”[1]。鉴于这样的状况,《关学文库》所遴选的著作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上起北宋,下迄清末民初,力求集中呈现关学源流与气象。“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文献整理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2]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涉及的学人从宋代的张载到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共29位;编订文集从《张子全书》到《关学史文献汇校》共26种33册,“以此作为关学学派‘德不孤,道未废’的历史见证”[3]。 纵向而言,文库所收文献,囊括了关学历代的标志性著作,从中可以窥见关学历史链条上的各个节点;横向而言,文库所收文献,实际上构成了关学的坐标层次体系。例如明代中期关学的标志性人物吕柟,是关学转折时期的重要代表,文库此次全面整理其著作,既借鉴吸收了中华书局版《泾野子内篇》,又对其关于经学论述和诠释的相关散文和书信进行了分类,分别以《泾野经学文集》和《泾野先生文集》刊出，从中不仅可以详细了解吕柟的学术轨迹,亦可以点带面地把握明代中期关学的发展脉络。又如，此次整理的明代关学代表人物冯从吾的《冯从吾集》,在原集、续集的基础上增加了续编和附录,前者收录《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元儒考略》及《古文辑选》等,后者收入关于冯从吾的各种传记及后人为其所写的序赞等；此外书中还辑佚了冯从吾所撰的两篇关于伊斯兰教的碑文。可以说，此集为目前最为完整的有关冯从吾的文献资料集成。 《关学文库》对一些学人的文集整理,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工作,对象包括宋代李复,明代南大吉、杨爵、韩邦奇、薛敬之、张舜典,清代李因笃、刘光贲等人的著述。如李似珍点校整理的《南大吉集》,文献主要来源为重庆市图书馆所藏明嘉靖《瑞泉南伯子集》之残本,存目的84首诗作则辑自西北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崇祯贾鸿洙选编之《周雅续》,其抢救性意义重大。韩星整理点校的《薛敬之张舜典集》亦如此。薛敬之(1435—1508)作为关学重要传人，其思想上承河东薛瑄,下启高陵吕楠,为学以存心养性为宗旨,以静坐力行为工夫。这种自成一体的思想，为明代中期儒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推动了明代关学的中兴,在关学乃至宋明儒学发展史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薛敬之著述甚富,可惜在明代中叶的关中大地震中大多毁佚,现仅存《思庵野录》与少量诗文。这次整理主要以清咸丰元年(1851)渭南武鸿模刻《薛思庵先生野录》为底本,又搜集薛敬之六篇轶文、明史本传、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上薛敬之、奏议大夫金华府同知思庵先生薛公墓志铭、关中丛书思庵野录跋等作为附录,是至今关于薛敬之作品首次最多的结集。张舜典(1557—1629)曾在关中书院主讲教学,与冯从吾互相讨论学术,有赞襄役助冯从吾之功。当时冯从吾讲学长安,张舜典主盟宝鸡,东西相望,相与往复辩论,倡明斯道,学者景从,一时称盛,有“东冯西张”之称。冯、张二人的学说思想与人格精神深刻影响了周至李颙,并通过李颙的继承和发展,使关学思想走向全国。可惜冯从吾著作保留比较完整而张舜典著述多毁于兵燹。这次整理以李颙节录选编的《鸡山先生语要》为底本,又搜寻其他相关材料增补为附录,尽可能地搜集其遗著。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关学文库》本着学术连贯性的整理主旨,对元代和清末民初的关学文献进行了整理。如《元代关学三家集》收集了三位元代关学代表人物的著述,包括萧维斗《勤斋集》8卷,同恕《矩庵集》15卷,杨奂《还山遗稿》上下卷,是首次全面系统整理的元代关学文献,填补了关学研究涉及元代的文献空白。文库收录了清代李因笃、刘光贲、贺瑞麟、牛兆濂等关学学人的著述,对研究关学在清末民初的实学转向、近代化转向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王美凤、高华夏、牛锐合作整理的《牛兆濂集》将关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儒、关中地区极具传奇色彩的“牛才子”的著述进行整理编校,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牛兆濂为代表的关学学人守死善道、捍卫传统理学的坚定信念与艰难历程,从而为科学合理地解决关学史发展下限问题提供了史料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牛兆濂长期以来停留在民间“牛才子”“朱先生”的单薄形象,正式确立了其人在关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此外,《牛兆濂集》还辑佚了牛兆濂的乡试硃卷、讲学答问、家书、行状等相关资料。其《乡试硃卷》属于首度整理,内容包括三论一诗,为全面了解牛兆濂的学术造诣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其《家书》主要内容是致诸儿信,对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知识分子修身齐家之道,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再如《关学史文献辑校》一书,对明清以来关学学术史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包括冯从吾的《关学编》,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的《关学续编》。该书还将民国时期张骥的叙事长达800余年、涉及人物240余位的《关学宗传》收入其中,与冯著等相提并论,呈现了一部系统详赡的关学发展史,对进一步深化关学史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文字点校的尽心用力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的每部文集,均有整理者的“前言”和“点校说明”,前言中介绍关学学人的生平、文集整理缘起和目录分类及编排等情况,点校说明中介绍所依据的底本和参校本,规定异体字、古今字、避讳字的处理方法及出校原则等。具体点校工作,则严格按照古籍整理通则进行。如点校的王恕著作,包括《王端毅公文集》(记、序、书、墓表、墓志铭等6卷,《续文集》2卷、《玩易意见》上下卷、《石渠意见》4卷、《王端毅公奏议》15卷和《典籍格言》(未分卷),全书统一以《王恕集》冠名。其中《王端毅文集》以明嘉靖三十一年石渠家藏刻本为底本,《玩易意见》《石渠意见》以清道光二十六年《惜阴轩丛书》本为底本,《典籍格言》以明弘治十八年刻本为底本,《王端毅公奏议》以清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清嘉庆十一年据明嘉靖十三年版本的补刻本。 王恕著作除了以底本为主进行本校外, 引文和录文的对校主要参考校本进行他校, 发现底本与校本文字有出入时, 则尽量寻找其他文献或石刻之符合者进行他校, 如仍有差异, 则出校存疑。 在文字训诂中尽量参考古今学者的成果, 对于行文中引录的上古难懂文字、 冷僻文辞、 今古文差异较大或诸家释读见解差异较大者, 出校酌情加以训释。 《关学文库》对于专名线标注、异体字转换、断句等问题,也颇费斟酌。书名线标注以《贺瑞麟集》一段为例:“右朱枫林升性理字训书后。枫林尝辑小四书,字训其一也。书后一篇最得读书之法。”其中“书后”为文体,故应标书名线;“小四书”为元末明初朱升汇《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史学提要》《历代蒙求》为一书,是当时的童蒙读物,总称“小四书”,故也应标书名线。再如地名线标注,仍以《贺瑞麟集》为例。贺瑞麟在重刻《关学编》的序言中,提及张载早年事迹时有“洮西”一词,经查当指洮水以西的区域为泛指而并非地名。结合史实,张载所在时代,今兰州以北为西夏,以西为吐蕃,文中所说“洮西”显指沦为失地的汉唐旧土,史上“熙河开边”所收五州中,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俱在洮水之西,故标线为“ 洮西”而非“ 洮西”。断句以《李柏集》数句为例:“但愧家贫山居惟笋一味将昔人所谓情深……”将,奉献。《诗·小雅·楚茨》:“或剥或亨,或肆或将。”《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郑玄笺:“将,犹奉也。”故在“将”字处断开:“但愧家贫山居,惟笋一味将。昔人所谓情深……” 可以说《关学文库》文献点校,不仅体现了点校群体对古籍整理原则的执守,也是对关学“笃行践履”学风的传承,更为关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三、学脉传承的点面梳理 对于关学800多年的发展脉络,梁启超、侯外庐等现当代学者虽各有述论,但历来缺乏全面、细致的梳理、察析。《关学文库》多达470万字的14部学术研究系列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系列个案分析与综合研究并重,既“梳理了关学北宋创兴、金元变革低沉、明代融合中兴,清代承传与转型的历史脉络”[4],又全方位、多角度梳理和研究关学的精神谱系、思想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14部著作中,个案研究性质的有人物评传9部、张载思想研究专著和张载年谱各1部。传主分别为宋代之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明代之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长安冯从吾,明清之际周至李颙、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清代之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贲，皆是关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此系迄今为止首次集体推出的关学学人研究系列专著。综观诸作,字数少则23万余,多则40万余,皆能立足本文库最新搜罗整理的文献著述,在广泛借鉴古人和今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关学学脉为主线,从生平家世、学术渊源、思想主张、成就特征及其后世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展现了关学学人群体的生命风采和思想成就。上述评传立足客观详实的材料,史论结合,考释相兼。所有著作各有其前言或后记说明撰写经过和核心观点,正文之外还有丰富翔实的注释、参考文献,有的附有传主简谱以及相关著述等附录,总体构架颇为周全。 在学术创新方面,上述个案研究著作多有可圈可点的新成果、新见解。例如,学界此前关于吕柟、韩邦奇、王心敬等人的研究成果,仅有一些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关学文库》以专著形式首次对他们进行详细深入研究,故有填补学术空白之贡献。关于吕大临、冯从吾、李颙、李因笃、李柏等学人,此前虽已有研究专著出版,但述论多局限于理学、心学、文学等某一领域,《关学文库》的评传则是对传主全方位的介绍评析。如明清之际的李因笃既是关学名家,也是“西京文学领袖”,此前出版的《李因笃文学研究》重在考察其文学交游、文学理论与批评、诗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李因笃评传》则首次对其经学思想、史学思想、实学思想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揭示了李因笃继承关学精神、拓展关学空间、促进关学与海内学术界的交流等贡献,确定了李因笃的关学地位。对于此前研究成果丰硕且有评传出版的传主,作者也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精思明辨,推陈出新。以关学开创者张载为例,前有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等前辈大家以及姜国柱、陈俊民、林乐昌、丁为祥等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近有龚杰著《张载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面对前贤硕果,方光华、曹振明合著的《张载思想研究》对张载思想的基础、系统、品格以及与关学学派的关系加以进一步发掘,新见迭出,更上层楼。例如过去认为张载思想根源于易学或者根源于《四书学》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偏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以《易》为宗,以孔孟为法,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张载在阐发“性天之学”时,将孔孟的道德信仰内化为“性”之中,扩大了儒家“性”的含义,相比较佛学以人生为虚妄的弊端,张载又能从切实的人伦关系和社会践履中落实成“性”，这一点比起天理说、良知说更显出儒学之正。又如武占江《刘光贲评传》,较作者十多年前与他人合著的《刘古愚评传》(刘光贲号古愚),从视角到内容皆有显著变化——没有停留于原有的“以生平交代为背景,以思想分析为主体”的思想史模式,而从时代、社会、地域等更为宏阔丰富的视角来分析刘光贲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历史意义。新著认为刘古愚不仅是一名学者,而且是对地方教育、经济、社会事业有着直接贡献和影响的乡邦贤达与地方建设者,从其作为中可以管窥陕甘近代化的过程以及乡绅在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光贲既是关学继承者,又是关学转型者,他受关学注重经世致用之实学特色启发积极学习西学,从而将传统关学融进现代学术洪流;刘光贲还是陕西维新运动、思想启蒙的灵魂人物,与弟子积极推动的陕西维新运动,堪称“维新运动的陕西模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将刘光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较诸个案研究性质的学人评传,关学综合思想研究难度更大,需要作者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学养。赵馥洁《关学精神论》、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等著作,皆能视通古今、点面结合、立论允当,站到了当代关学研究的前沿。赵著就关学作为独立的学派,阐述其特有的“笃行践履”的学风、“勇于造道”的追求;强调研究关学不仅要集成关学遗产,还要从关学哲理中发掘其思想智慧,从中汲取可资当代利用的精神营养。刘著以关学发蒙、起源为导入点,深入地阐述了关学的学术脉络、发展、传承,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关学学术发展的著作。王美凤的《关学学术编年》是一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系统发掘关学学者、对其思想作出较为客观定位的思想史著作,具有学术编年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博采众说与辨惑裁定相结合的特色,填补了关学编年的空白。 2016年10月,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关学文库》荣获“国学成果奖”。2017年2月,《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再获国家级图书出版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此前,这部文库自2015年1月面世,先后有300多家主流媒体予以报道,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真正的关学全书”。 《关学文库》由“文献整理系列”和“学术研究系列”组成,收入著作40种,分47册印行,总规模逾2300万字。文库由刘学智教授和方光华教授担任总主编、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系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国内十余所院校及科研单位的32位专家学者历经八载辛勤劳作,完成了这项重大工程。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文库的学术贡献予以粗略评介。 一、文献搜罗的空前宏富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以线装书或抄本的形式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已成孤本或残本”[1]。鉴于这样的状况,《关学文库》所遴选的著作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上起北宋,下迄清末民初,力求集中呈现关学源流与气象。“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文献整理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2]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涉及的学人从宋代的张载到清末民初的牛兆濂共29位;编订文集从《张子全书》到《关学史文献汇校》共26种33册,“以此作为关学学派‘德不孤,道未废’的历史见证”[3]。 纵向而言,文库所收文献,囊括了关学历代的标志性著作,从中可以窥见关学历史链条上的各个节点;横向而言,文库所收文献,实际上构成了关学的坐标层次体系。例如明代中期关学的标志性人物吕柟,是关学转折时期的重要代表,文库此次全面整理其著作,既借鉴吸收了中华书局版《泾野子内篇》,又对其关于经学论述和诠释的相关散文和书信进行了分类,分别以《泾野经学文集》和《泾野先生文集》刊出，从中不仅可以详细了解吕柟的学术轨迹,亦可以点带面地把握明代中期关学的发展脉络。又如，此次整理的明代关学代表人物冯从吾的《冯从吾集》,在原集、续集的基础上增加了续编和附录,前者收录《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元儒考略》及《古文辑选》等,后者收入关于冯从吾的各种传记及后人为其所写的序赞等；此外书中还辑佚了冯从吾所撰的两篇关于伊斯兰教的碑文。可以说，此集为目前最为完整的有关冯从吾的文献资料集成。 《关学文库》对一些学人的文集整理,属于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工作,对象包括宋代李复,明代南大吉、杨爵、韩邦奇、薛敬之、张舜典,清代李因笃、刘光贲等人的著述。如李似珍点校整理的《南大吉集》,文献主要来源为重庆市图书馆所藏明嘉靖《瑞泉南伯子集》之残本,存目的84首诗作则辑自西北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崇祯贾鸿洙选编之《周雅续》,其抢救性意义重大。韩星整理点校的《薛敬之张舜典集》亦如此。薛敬之(1435—1508)作为关学重要传人，其思想上承河东薛瑄,下启高陵吕楠,为学以存心养性为宗旨,以静坐力行为工夫。这种自成一体的思想，为明代中期儒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推动了明代关学的中兴,在关学乃至宋明儒学发展史都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薛敬之著述甚富,可惜在明代中叶的关中大地震中大多毁佚,现仅存《思庵野录》与少量诗文。这次整理主要以清咸丰元年(1851)渭南武鸿模刻《薛思庵先生野录》为底本,又搜集薛敬之六篇轶文、明史本传、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上薛敬之、奏议大夫金华府同知思庵先生薛公墓志铭、关中丛书思庵野录跋等作为附录,是至今关于薛敬之作品首次最多的结集。张舜典(1557—1629)曾在关中书院主讲教学,与冯从吾互相讨论学术,有赞襄役助冯从吾之功。当时冯从吾讲学长安,张舜典主盟宝鸡,东西相望,相与往复辩论,倡明斯道,学者景从,一时称盛,有“东冯西张”之称。冯、张二人的学说思想与人格精神深刻影响了周至李颙,并通过李颙的继承和发展,使关学思想走向全国。可惜冯从吾著作保留比较完整而张舜典著述多毁于兵燹。这次整理以李颙节录选编的《鸡山先生语要》为底本,又搜寻其他相关材料增补为附录,尽可能地搜集其遗著。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关学文库》本着学术连贯性的整理主旨,对元代和清末民初的关学文献进行了整理。如《元代关学三家集》收集了三位元代关学代表人物的著述,包括萧维斗《勤斋集》8卷,同恕《矩庵集》15卷,杨奂《还山遗稿》上下卷,是首次全面系统整理的元代关学文献,填补了关学研究涉及元代的文献空白。文库收录了清代李因笃、刘光贲、贺瑞麟、牛兆濂等关学学人的著述,对研究关学在清末民初的实学转向、近代化转向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王美凤、高华夏、牛锐合作整理的《牛兆濂集》将关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儒、关中地区极具传奇色彩的“牛才子”的著述进行整理编校,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牛兆濂为代表的关学学人守死善道、捍卫传统理学的坚定信念与艰难历程,从而为科学合理地解决关学史发展下限问题提供了史料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牛兆濂长期以来停留在民间“牛才子”“朱先生”的单薄形象,正式确立了其人在关学史上的学术地位。此外,《牛兆濂集》还辑佚了牛兆濂的乡试硃卷、讲学答问、家书、行状等相关资料。其《乡试硃卷》属于首度整理,内容包括三论一诗,为全面了解牛兆濂的学术造诣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其《家书》主要内容是致诸儿信,对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知识分子修身齐家之道,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再如《关学史文献辑校》一书,对明清以来关学学术史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包括冯从吾的《关学编》,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的《关学续编》。该书还将民国时期张骥的叙事长达800余年、涉及人物240余位的《关学宗传》收入其中,与冯著等相提并论,呈现了一部系统详赡的关学发展史,对进一步深化关学史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文字点校的尽心用力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的每部文集,均有整理者的“前言”和“点校说明”,前言中介绍关学学人的生平、文集整理缘起和目录分类及编排等情况,点校说明中介绍所依据的底本和参校本,规定异体字、古今字、避讳字的处理方法及出校原则等。具体点校工作,则严格按照古籍整理通则进行。如点校的王恕著作,包括《王端毅公文集》(记、序、书、墓表、墓志铭等6卷,《续文集》2卷、《玩易意见》上下卷、《石渠意见》4卷、《王端毅公奏议》15卷和《典籍格言》(未分卷),全书统一以《王恕集》冠名。其中《王端毅文集》以明嘉靖三十一年石渠家藏刻本为底本,《玩易意见》《石渠意见》以清道光二十六年《惜阴轩丛书》本为底本,《典籍格言》以明弘治十八年刻本为底本,《王端毅公奏议》以清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清嘉庆十一年据明嘉靖十三年版本的补刻本。 王恕著作除了以底本为主进行本校外, 引文和录文的对校主要参考校本进行他校, 发现底本与校本文字有出入时, 则尽量寻找其他文献或石刻之符合者进行他校, 如仍有差异, 则出校存疑。 在文字训诂中尽量参考古今学者的成果, 对于行文中引录的上古难懂文字、 冷僻文辞、 今古文差异较大或诸家释读见解差异较大者, 出校酌情加以训释。 《关学文库》对于专名线标注、异体字转换、断句等问题,也颇费斟酌。书名线标注以《贺瑞麟集》一段为例:“右朱枫林升性理字训书后。枫林尝辑小四书,字训其一也。书后一篇最得读书之法。”其中“书后”为文体,故应标书名线;“小四书”为元末明初朱升汇《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史学提要》《历代蒙求》为一书,是当时的童蒙读物,总称“小四书”,故也应标书名线。再如地名线标注,仍以《贺瑞麟集》为例。贺瑞麟在重刻《关学编》的序言中,提及张载早年事迹时有“洮西”一词,经查当指洮水以西的区域为泛指而并非地名。结合史实,张载所在时代,今兰州以北为西夏,以西为吐蕃,文中所说“洮西”显指沦为失地的汉唐旧土,史上“熙河开边”所收五州中,熙州(今临洮)、河州(今临夏)俱在洮水之西,故标线为“ 洮西”而非“ 洮西”。断句以《李柏集》数句为例:“但愧家贫山居惟笋一味将昔人所谓情深……”将,奉献。《诗·小雅·楚茨》:“或剥或亨,或肆或将。”《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郑玄笺:“将,犹奉也。”故在“将”字处断开:“但愧家贫山居,惟笋一味将。昔人所谓情深……” 可以说《关学文库》文献点校,不仅体现了点校群体对古籍整理原则的执守,也是对关学“笃行践履”学风的传承,更为关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三、学脉传承的点面梳理 对于关学800多年的发展脉络,梁启超、侯外庐等现当代学者虽各有述论,但历来缺乏全面、细致的梳理、察析。《关学文库》多达470万字的14部学术研究系列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系列个案分析与综合研究并重,既“梳理了关学北宋创兴、金元变革低沉、明代融合中兴,清代承传与转型的历史脉络”[4],又全方位、多角度梳理和研究关学的精神谱系、思想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14部著作中,个案研究性质的有人物评传9部、张载思想研究专著和张载年谱各1部。传主分别为宋代之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明代之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长安冯从吾,明清之际周至李颙、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清代之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贲，皆是关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 此系迄今为止首次集体推出的关学学人研究系列专著。综观诸作,字数少则23万余,多则40万余,皆能立足本文库最新搜罗整理的文献著述,在广泛借鉴古人和今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关学学脉为主线,从生平家世、学术渊源、思想主张、成就特征及其后世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展现了关学学人群体的生命风采和思想成就。上述评传立足客观详实的材料,史论结合,考释相兼。所有著作各有其前言或后记说明撰写经过和核心观点,正文之外还有丰富翔实的注释、参考文献,有的附有传主简谱以及相关著述等附录,总体构架颇为周全。 在学术创新方面,上述个案研究著作多有可圈可点的新成果、新见解。例如,学界此前关于吕柟、韩邦奇、王心敬等人的研究成果,仅有一些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关学文库》以专著形式首次对他们进行详细深入研究,故有填补学术空白之贡献。关于吕大临、冯从吾、李颙、李因笃、李柏等学人,此前虽已有研究专著出版,但述论多局限于理学、心学、文学等某一领域,《关学文库》的评传则是对传主全方位的介绍评析。如明清之际的李因笃既是关学名家,也是“西京文学领袖”,此前出版的《李因笃文学研究》重在考察其文学交游、文学理论与批评、诗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李因笃评传》则首次对其经学思想、史学思想、实学思想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揭示了李因笃继承关学精神、拓展关学空间、促进关学与海内学术界的交流等贡献,确定了李因笃的关学地位。对于此前研究成果丰硕且有评传出版的传主,作者也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精思明辨,推陈出新。以关学开创者张载为例,前有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等前辈大家以及姜国柱、陈俊民、林乐昌、丁为祥等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近有龚杰著《张载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面对前贤硕果,方光华、曹振明合著的《张载思想研究》对张载思想的基础、系统、品格以及与关学学派的关系加以进一步发掘,新见迭出,更上层楼。例如过去认为张载思想根源于易学或者根源于《四书学》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偏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以《易》为宗,以孔孟为法,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张载在阐发“性天之学”时,将孔孟的道德信仰内化为“性”之中,扩大了儒家“性”的含义,相比较佛学以人生为虚妄的弊端,张载又能从切实的人伦关系和社会践履中落实成“性”，这一点比起天理说、良知说更显出儒学之正。又如武占江《刘光贲评传》,较作者十多年前与他人合著的《刘古愚评传》(刘光贲号古愚),从视角到内容皆有显著变化——没有停留于原有的“以生平交代为背景,以思想分析为主体”的思想史模式,而从时代、社会、地域等更为宏阔丰富的视角来分析刘光贲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历史意义。新著认为刘古愚不仅是一名学者,而且是对地方教育、经济、社会事业有着直接贡献和影响的乡邦贤达与地方建设者,从其作为中可以管窥陕甘近代化的过程以及乡绅在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光贲既是关学继承者,又是关学转型者,他受关学注重经世致用之实学特色启发积极学习西学,从而将传统关学融进现代学术洪流;刘光贲还是陕西维新运动、思想启蒙的灵魂人物,与弟子积极推动的陕西维新运动,堪称“维新运动的陕西模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将刘光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较诸个案研究性质的学人评传,关学综合思想研究难度更大,需要作者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学养。赵馥洁《关学精神论》、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等著作,皆能视通古今、点面结合、立论允当,站到了当代关学研究的前沿。赵著就关学作为独立的学派,阐述其特有的“笃行践履”的学风、“勇于造道”的追求;强调研究关学不仅要集成关学遗产,还要从关学哲理中发掘其思想智慧,从中汲取可资当代利用的精神营养。刘著以关学发蒙、起源为导入点,深入地阐述了关学的学术脉络、发展、传承,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关学学术发展的著作。王美凤的《关学学术编年》是一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系统发掘关学学者、对其思想作出较为客观定位的思想史著作,具有学术编年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博采众说与辨惑裁定相结合的特色,填补了关学编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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