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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年文学批评的意义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文学批评”一词近年已经少有人用了，但“批评家”却意外地多了起来。从学科划分上来说，“文学批评”一般被归在“文学理论”“文学史”“文艺思想”等名目下，这反映了近年文学生产学术化建设对这一形式收编的结果。但“文学批评”自身有很多无法被学科化的内容，因此它最活跃的领域永远是大众传媒。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学批评是文体意识最为鲜明和自觉的，但近几年，它却在市场与学院、观点与思想、评价与判断、鉴赏与解释之间左右为难，不仅读者对象模糊不清，连写作者自身也往往无法明确自己文章的属性。本文将从“作为评判的文学批评”“作为解释的文学批评”“作为鉴赏的文学批评”和“作为知识的文学批评”(1)四种类型的批评：Criticism-as-condemnation, Criticism-as-explanation, Criticism-as-appreciation, Criticism-as-knowledge，See Pierre Macherey,A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p.4,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当代70年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

一、判断对错：当代文学批评的本意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批评，因为彼时特殊的“文艺观”，一度被放在“文艺批评”的总目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2)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4-27页。从那时起，文学批评就在政治和艺术标准的规约下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一武器要求文学批评能够识别出文学作品中的“香花毒草”，能够给作品做出政治上、思想上以及艺术上“对与错”的判断。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专门将文艺批评的主要功能定性为：“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06页。周扬的这些认识，也多见于当时主要的文艺界领导的论述中，可以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认识。

出于这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实践主要集中在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批判上。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矛盾与冲突”一章中所列的50—70年代主要的文学批判运动，比如围绕《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等，不论参与者的立场观点如何，其争论最核心的内容都是思想认识上是非对错的大问题。最终，这种批评如邵荃麟所总结的，成为“战斗的批评”(4)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载《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50页。。而具体承担这项战斗任务的，主要是一批有着党政职务的领导干部。这其中，在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部门任职的，就有周扬、茅盾、冯雪峰、林默涵、张光年、邵荃麟等人。批评家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入口。近几年，这些领导型批评家的回忆录、日记等结集出版，成为理解当代文学批评演变的重要史料。客观地讲，既然以文学批评为战斗的武器，那将武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至少是战略上的成熟。

但是，文学有无对错，这个问题在新世纪以后少有人争论了。随着“纯文学”观念的胜出，文学渐渐赢得了政治思想的法外之地，以致是非对错在文学批评领地内渐渐变成了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符合历史、是否符合科学等“常识”的范畴。即使是在常识范畴内，作为评判的文学批评也往往弃兵卸甲，尽量避免给自己和自己的评判对象扣上任何概念性的帽子。但是，摆脱政治评判标准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不需要标准。1980年代以后，文学自主性、向内转、文学主体性等概念的提出，使得文学评价的标准有了一个明确的转移。这些被概括以“纯文学”名称的标准尽管并不像之前“战斗的批评”那般坚硬，但却影响巨大，到今天，已经基本完成了以它为标准而建立的文学帝国。

判断对错的文学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这一文体无法像文学创作那样靠灵感、神启或天赋而凭空存在，它是一种借力使力的文体，它通过否定一种写法、批判一种观念，或者通过拒绝某种形象、声讨某些情节，以期一种尚未出现的合乎正确、合乎理想的作品出现。对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判断，当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文学批评更重视的是当下的创作，它要永远站在艺术理想的高度，站在对现实和未来负责的角度，行使自己判断的权利。纵观当代文学的历史，批评的盛况永远都与批评家高度的时代责任感相关联。文学创作不同于科学实验，其对错判断并无客观规律的依据；而文学批评也不同于简单的律法命令，它判断文学的目的不过是要判断世道人心，其背后不可避免地要关联政治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