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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分裂与焦虑的呈现路遥创作中关于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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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知识”这一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问题在路遥的作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路遥作品的呈现面貌。本文以“知识分子”以及“人文知识”这两个关键词为中心，从路遥的身份分裂、文本的叙述倾向及研究者的焦虑等方面，分析这两个关键词与作品创作发表时代及当下碰撞所产生的裂痕，关注研究者对这两个关键词的解说，进而探究“知识”这一关键词所承载的“裂痕”与“解说”背后，研究者重返路遥背后的诉求。

一、缺乏确认的知识分子身份

在今日，凡提到路遥本人，多是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家，“农民的儿子”，辛勤的文学耕耘者。对路遥作品中主人公身份定义为——位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并将关注点放置于“城乡交叉地带”“农村青年”，针对这些关键词大加研究。另一个重要的修饰性定语“知识”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选择性忽视。对“知识”的明显抛弃，在一定时期，是研究者对“知识”自信的确认。在呼唤知识，重建秩序的年代，知识拥有不证自明的重要性。不可否认，文学研究者隶属于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对这一群体而言，其自我定义总是存在着价值预设，期待对社会即民众进行启蒙式的宣传与教育，干预社会生活。以此彰显知识分子的实际权力。

20世纪80年代最宏大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这是一场以发展经济，大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深刻改革。如同黄平所言的“双主人公”：田福军与孙少平所形成的共同体承担“改革”的重担[1]。田福军代表着政治话语，孙少平代表着日常生活话语，但力图写出中国社会十年风云变迁的路遥却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忽略隐藏了另一类知识分子话语。八十年代也是“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重新确认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承担这个时代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有余，但长期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缺陷和内心恐惧，使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所以20世纪80年代短暂启蒙被打断后，启蒙时代收获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经不起物质和简单功利的诱惑，八十年代启蒙的遗产，只残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心中，对整个社会来说，启蒙时代的精神和追求，早已为社会淡忘了。路遥的作品多发表于这一阶段，作为从“文革”中起步进行文学创作，并一步步走来的写作者，路遥对于不断变革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身份阶层转换有着切身体会。

路遥本是一位农家弟子，辛酸的童年，过继后仍旧贫苦的生活使得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深扎于其内心的期望。文革后期他在延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进入《延河》杂志社任编辑，直至成为作家，但穷困仍旧是路遥生活的原色。路遥倾心文学，并依靠人文知识为自己带来慰藉，但他拥有的知识没能为他带来充足的物质回报。这种生活体验映现在作品中，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后期路遥作品中的人物不仅延续了以往的农村青年对城镇生活的向往，还进一步地将主人公农村青年进行了时代性的改变，如：人物身上的知识素养进一步强化，不断强调文学对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导引。路遥有意让自己笔下进城的青年人获得一张看似可以入城的通行证——“知识”，但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界限并不清晰。笔者试图概括一下，路遥文本世界中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涉一个确定的实体，而任何定义最终都是自我界定和自我建构的尝试，是一种边界的划分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就个人特征而言，知识分子常常被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用现代社会学术语来说，拥有高度“文化资本”。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对社会抱有深切关怀或责任感的个人。若是以此定义方法，路遥与其笔下的人物都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路遥笔下的那些主人公均是有知识、有抱负，对社会怀有深切责任感的青年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可以随处看到路遥对于孙少平热爱知识，憧憬知识的褒奖，并对社会的种种变革，社会中的各种人物都保有深切的关怀之情。孙少平“在一颗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有时间便沉入书籍与知识的海洋，学习成绩优秀，关心热爱时政，以此获得同学们的尊敬。在生活中对同学十分关心，并反对恃强凌弱，力主伸张正义。《人生》中的高加林更是热衷于阅读“参考消息”和各类外国小说，他不仅任职学校教师甚至一度成为记者。

为人物赋予“知识”标记，是作品中非常显在的意旨。在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故事中的人物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没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其自尊或者获得尊严的底线就不会过高。故事中的基础情节以及线索会荡然无存。因为上学学习知识，孙少平认识了田晓霞，高加林结识了黄亚萍，了解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在知识的浸染下，孙少平和高加林养成了完全不同于农村人的情趣爱好、人生理想。高加林喜欢打篮球、听广播，孙少平不像父亲孙玉厚一生期待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也不像孙少安那样的挣钱光宗耀祖，他追求一种更高的人生理想。而在逼近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向往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不能给孙少平跟高加林带来期望的生活，前缀的“农民”修饰成分在不停地挤压孙少平“知识分子”身份的生存空间。当作品中的人物高呼“我是农民的儿子”的同时，内心是否也深深渴求自己是“城市的儿子”。当知识分子的身份只会给农村青年带来更加脆弱的自尊心，更为强烈的不平衡感，“知识分子”的这一身份便在作者、作品人物以及读者的心中遭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