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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决策中的知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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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公共决策的复杂性要求决策者掌握和运用多方面的知识，以应对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对知识的利用中，理性主义者认为，人能够掌握并充分运用各种知识来进行决策
现代公共决策的复杂性要求决策者掌握和运用多方面的知识，以应对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对知识的利用中，理性主义者认为，人能够掌握并充分运用各种知识来进行决策，以实现他们的价值和偏好。美国管理学家西蒙（Simon）在批判完全理性的同时，提出了“有限理性”这个概念。理性不可避免存在局限，“理性就意味着要完全了解每一项抉择的精确结果，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完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知识缺乏的制约”。决策依赖的知识信息和决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决策者的偏好会随着注意力的转移而发生改变，会导致理性的预期结果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即使决策者能够作出西蒙所说的“令人满意的决策”，但是决策的知识成本也不容忽视。决策中知识运用而产生的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获取专业知识的成本。知识在社会中是分散的，知识的分散性要求决策者向不同专业知识的拥有者进行购买，最后自己作出决策。考虑到决策者对专业知识的领悟和使用能力以及知识在传递过程中的成本，这种知识的绩效并不理想。二是转让决策权产生的管理和控制成本。决策者向掌握特定时间和地点知识的人转让决策权，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知识的不对称性，很难保证代理者和委托者的目标一致，决策者需要通过管理和控制协调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从而产生了知识的代理成本。
文章认为，知识具有分散性，但决策需要整体知识；知识具有不对称性，但决策中知识生产需要进行委托代理，这一矛盾降低了公共决策中知识运用的绩效。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知识的滞后性，传递的低效率，使得决策者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公共决策。决策者过于重视专家知识，忽视大众知识，使得公共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民主，造成了政策执行的困难。在公共决策中，充分发挥政府、专家、大众的知识，有利于增加知识运用的绩效，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公共决策中的知识
1.政府知识
政府知识可以看作是政府内部的管理、激励、控制、协调和反馈等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知识。其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政策。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通常在特定的人群中被使用。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知识是首先被决策者考虑的。通过正式的行政官僚机制，政府知识可以在其内部传递、转移，且知识应用成本相对较低，风险较小。
决策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政府知识其本身也存在弊端。政府知识的相对滞后性，使得政府知识（规则）成为少数人墨守成规的挡箭牌，工作中不能变通，“不出错就是最好的”已经成为政府官僚的工作中心。由于利益分歧和权力结构因素，政府知识的传递是低效的，政府知识在传递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传递层级的逐渐增加而导致知识失真。另外，仅依靠单一的政府知识已经不能够满足公共决策的需要。因此，决策者需要向社会寻求具有前瞻性的、专业的知识。
2.专家知识
专家知识指少数人掌握的在某一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专家因为拥有在某一领域的知识而掌握了该领域的话语权，现代公共决策过程中过分注重专家知识。王绍光以议程提出者和民众参与程度的高低为变量，提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6种模式。“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他指出，内参模式已经成为公共决策的常态，智囊团、研究机构、高校等提供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专家知识也被认为是科学理性的。
专家是理性人，对于公共决策的方向，有着自己的价值与偏好，因此很难保证他们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的决策活动是价值中立的。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价值利益而失去理性，甚至忽视和牺牲他人的利益。决策者和专家的目标不一致，大大增加了决策者的协调和控制成本。当获取专家知识的成本超过了决策者的控制和协调成本时，决策行为的可行性便会降低，知识的绩效也会大打折扣。
3.大众知识
大众知识是指社会普通公民所掌握的基本事实价值判断。大众知识通常被决策者认为是非理性的、残缺的，因此在公共决策中通常是被忽视的。大众知识最大的价值是基于大多数普通公民的认可和支持，缺少大众知识支持的公共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合法性。公共决策运用大众知识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但大众知识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公共决策知识利用中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辨别。另外，大众知识更多注重公共决策和自身的利益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整体利益上的考量，是值得怀疑的。
文章来源：《知识文库》 网址: http://www.zswkbjb.cn/qikandaodu/2021/0420/1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