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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审美·知识·技术 ——新中国文学批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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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49年至今，新中国文学批评在跌宕起伏的艰难行进中拖拽出一幅巨大繁复的路线图。如果我们仔细爬梳这幅路线图，就会发现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历史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个体话语、本土话语、西方话语等多种话语类型和形态相互交错、盘根错节，共同编织出新中国文学批评的内部网络。而在这内部网络中横亘着几个关键节点和几组关系：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学批评与审美、文学批评与西方批评理论、文学批评与市场、文学批评与知识生产、文学批评与新媒介、文学批评与新技术。某个节点和某组关系的疾速膨胀和爆破，就会引起其他节点和关系在文学批评结构中的位置，进而改变文学批评的面相和格局。同时，这几个关键节点和几组关系的形成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相对应。因此，我们在回顾新中国文学批评70年的发展历程时，一方面，要对文学批评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给予肯定，在漫长的历史梳理中呈现出完整的发展脉络和伟大的批评图景；另一方面，要对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和症候进行反思、清理和重建，而这几个节点和几组关系会在文学批评中持续发酵，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把这几个节点和几组关系重新问题化则成为重新认识新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入口，并可以以此清晰勾画出其发展轮廓及内部样态。

对这几个节点和几组关系重新问题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去还原和审视文学批评。因为文学批评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对批评对象进行的单向度的审美阐释，而是在一系列社会历史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实践。或者说，文学批评是具体社会语境的塑造物，以及一切与具体社会语境相关的知识综合体，“它们只能是我们对整个话语作出的各种解释可能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因此，我们对新中国文学批评的审视就不能仅仅集中在文学批评文本的内部去挖掘和评判文学批评的各种概念、术语、方法、经典、思潮、消费、接受等批评理论的演化过程，而是在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语境之间“构筑起一种相互对话”[2]的关系，通过文学批评窥探和“理解各种思想”[3]。具体而言，就是把这几个节点和几组关系放置到各自的历史社会语境中，仔细辨识社会主流话语、时代精神趋向、意识形态规范、社会价值导向、政治制度、经济机制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唯有如此，才能公正、客观、理性地理解和阐述新中国文学批评的正面意义和负面价值。

一、文学批评与政治

目前，学术界对1949—1966年间的文学批评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一体化”和“同质化”[4]，这种“一体化”和“同质化”倾向主要指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如果追溯这种文学批评话语形态的起源可以延伸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无疑是革命文艺观念完整建立的标志”[5]，对新中国文学批评具有高度统摄力，“从中国文艺家的主体世界观的改造，到深入生活的创作过程，再到文艺作品创作、发表和传播的阵地，最后到文艺批评的价值确认(肯定或否定)，都可以看到《讲话》的全面影响”[5]。新中国初期，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对《讲话》确立的文艺总方针进行全面阐释和拓展，其中包括对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6]进行讨论和建构。周扬、茅盾、阿垅、陈涌、邵荃麟等人对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学批评与艺术审美、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达成普遍性共识：其一，文学批评要以新中国的新文学为根基，总结新中国文学的艺术特征和本质规律，为新中国文学确立典范，“通过批评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7]76；其二，文学批评要对工农兵文学进行扶植和肯定，从中发现新生力量；其三，对新中国文学批评本身进行理论构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7]76。在这种共识下，新中国初期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探索欲望和实践激情。例如，关于新诗的讨论，对话剧《红旗歌》的争论，以及对马烽、谷峪等人作品的评论为新中国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8]。但在这种激情和活力背后始终横亘着一条总的原则：文学批评要以政治为第一标准，文学批评关涉到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文艺批评的政治目的性，必须十分明确而坚定”[9]。因此，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是对政治方向出现偏差的文学创作进行纠偏，对文学界进行规范和引导。